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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发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如今新药开发难度日益增大，有关新药研究筛选化合物的数据显示，成功率仅为百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一，即使进入Ⅱ期临床研究的药物仍有4/5遭淘汰，上市后真正盈利品种仅为全部上市药物的30%，不少产品因种种原因而撤出市场，以高价独占市场的占比更少。在新药研发中，每个新分子实体（NME）从发现到上市，需要耗时13.5年，投入2.64亿美元（研发过程不遇到挫折时的成本）。
由于研发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将风险成本纳入计算后，每上市1个NME所需的付现成本为8.73亿美元。由于药物研发周期很长，投入的资金长时间得不到回报，将资金成本纳入计算后，每上市1个NME所需的实际成本为17.78亿美元（见图1）。
成本如此之高，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决定着新药研发的成功与否，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在2013年12月刊登了一篇题为“Does size matter in R&D productivity？If not，what does？”的文章，分析了2002~2011年间842个处于研发阶段的实体分子药物，在这842个药物分子中，有205个最终获得批准，637个在Ⅱ期临床阶段研发失败或者Ⅲ期临床/审批阶段失败。文章分析了药物研发成功与否的关联因素共18项，结果显示，一些与药物分子结构本身有关，一些与研发路径及最终目标有关，还有一些与公司研发投入有关，等等。 通过分析，有一些因素指标与药物研发效率并无显著相关性。首先是公司规模，与企业研发成功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数据收集了来自419家制药企业的842个最初的药物实体分子。这419家制药企业中，265家为上市公司，154家为民营企业，在上市公司中28%的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0亿美元，28%的年研发投入在2亿~10亿美元，还有209家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2亿美元。此外，公司总部所在地、目标市场规模、治疗领域、靶点类别（受体、酶、离子通道等）、分子性质（分子量、LogP等）对研发效率也没有显著影响（见图2）。 而真正与研发效率直接相关的因素是敏锐的科研（发表论文数量、申请专利数量、论文/专利被引用次数）、正确的决策（放弃某些项目）（见图3）。 药物研发主要的资源消耗来自后期临床研究，最降低新药研发效率的做法是将没有希望的分子推上后期临床研究；反之，最能提升研发效率的方法便是在要不要开展后期临床研究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前期研究数据往往具有两面性，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决策是往往存在偏见，倾向于好的方面而忽视其他，即便数据不理想，也会重新分析，试图找到合理的解释。因而，必须将决策方式从追求进展转变为追求事实，应该鼓励的不只是那些将药物推上市场的人，而是所有寻找真相的人。 链接>>> 安永提出三大途径创造研发价值 7月2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发布其第28份生物技术行业年报。为创造研发的价值，安永提出企业实施适应性临床试验、精确医学、竞争前合作三大建议。 首先，临床Ⅰ期、Ⅱ期和Ⅲ期阶段研究，这种长期临床试验系统很难创造一些企业研发项目自我完善和学习的机会，并导致研发资金至少被占用3年，这将被看作是沉没成本。适应性临床试验（Adaptive clinical trials）使生物技术公司可以根据临床数据实时改进他们的临床设计重新分配研发资金。估计20%的临床试验现在都在展开一些适应性的设计，这些努力主要由全球性制药公司领导，而许多小型和中型生物技术在将适应性试验引入早期药物开发方面还远远落后。 其次，生物标志物和靶向治疗使医药企业能够识别特定的病人群体，从特定的治疗中获益，进而减轻药物开发的风险，增加利益相关者估值。精确医学（Precision medicine）可以为公司在风险分担协议中提供更多准确性。然而，据估计只有约100种生物标记物经常用于临床医疗，生物技术公司应该扩大这些技术的应用。 此外，跨产业的合作可以解决全行业的问题，如建立统一的临床试验方法，开发获得真实数据的标准，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得到蓬勃发展。对于适应性临床试验，在大多数生物技术企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利用方式时，可以与大型制药公司开展竞争前合作。尽管竞争前合作需要参与者提供资源承诺，包括资本和高层领导时间，但有助于企业在面对共同挑战时避免浪费宝贵资源。此外，参与这些举措能够帮助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建立相互协作，当医疗保险机构和监管机构实行更多的审查时，这些都特别有价值。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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