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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北京-丹丹 于 2014-6-12 09:58 PM 编辑
连载: 我与药监这十年(1)谈话 2001年6月8日,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但这一天,却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这一天之前,我担任着市卫生局的副局长,同时兼任着市中医院的院长和党组书记。我们市里的中医院是一所全国示范中医院和三级甲等医院,行政级别为正处级,于是,我也就水涨船高的升了行政级别。再之前,我在卫生行政部门工作了许多年,也在农村基层医院当过医生。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直接分配到了最基层。四年后,进入县里的卫生局;又三年后,进入市里的卫生局。进入市里工作的日子,就是春夏之交北方闹风波的那年秋天。在市里卫生系统我“颠簸”了十二年,从医政科的小科员“颠”到了正处级。其间,我先后在两家市里的医院做过“主要负责同志”,具体负责过我们这个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级医院评审等工作,并且是这些工作的“启动”者之一。从做医生算起,我在卫生部门奋斗了整整十九个年头,先后在五个单位工作过。我是希望在与医生和病人打交道中度过自己的工作生涯的。但是,十年前的6月8日,我离开了那个倾注了自己许多心血的领域,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天地! 我于中午赶到省城,在位于中山东路的一幢街边大楼的6楼,省药监局的全体领导与我们谈话。在来省局之前,我与至今共事十年的班子其他成员都不太熟悉。我们组建时的班子成员有四人。班长是原来市里化工医药局的主要领导,那轮机构改革时,工业局都给撤了,他被市里推荐到新组建的药监局担任主要负责人。我则以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并戴上“正处”之“环”而忝列“次要负责人”之首。还有两位成员中,其中一位也是原来化工医药局的副局长转过来的,担任纪检组长;另一位是市委组织部过来的,担任副局长。我们这个集体是在省局的局长接待室才第一次汇合。省局的主要负责人先与我们班子全体“谈话”,欢迎我们成为基层药监部门的管理者。省局的这位负责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说话很有鼓动性,当场就把我的一腔热血给鼓起来了。尽管在此之前,在我原来的岗位上,我也分管药政工作,但我每年投入在药政工作的总时长似乎不超过十个工作日,我也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药品管理工作居然有如此之重要、有如此之神圣、有如此之崇高。主要领导集体谈话之后,又由各位次要领导与我们班子成员分头进行个别谈话。 为了写今天这篇文字,我在一堆笔记中寻找了好久好久,就是要找到那个对我而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话记录。我只能带着十二万分的遗憾告诉各位朋友,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录本”,我确实找不到了。丢失对自己而言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真是不小的罪过。不过,我还是记得一些那位与我单独谈话的领导对自己语重心长的主要精神。那位与我谈话的副局长,原来是省卫生厅的副厅长,再之前就是我们市里卫生局的主要领导,我们互相之间是非常熟悉了,非常严肃的谈话居然没有一点拘束。那位从我们市里上去的省局领导与我谈话时,中心议题同样是阐述了药监部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这个部门的美好未来,谆谆告诫我,在全新的岗位上要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药监工作使命神圣,责任重大。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十年前,我四十有二,正是人生的黄金季节。我以一腔豪情开始行走自己的药监之路! 我与药监这十年(2) 上岗
我们的机关是利用的原来市化工医药局一幢八层半的楼房,地处我们城市的西部,紧靠长江边。在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我们这座城市最为热闹的地方。重庆与上海间的大客轮总是会在我们这个长江北岸的重要港口停靠。那时候,长江上没有如今这么多桥梁,去上游或者下游城市的旅客日夜在港口码头形成巨大的人流。可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长江的客运轮船在我们下游地区渐渐断航,我们这临近码头的地方也就一下子冷清下来。但城市的长途汽车站却是我们的紧密邻居,于是,从早到晚,汽车的喇叭声和引擎的轰鸣声到还是不绝于耳的!
办公大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筑质量到还是不错的。楼的层面比较高,不像现在的许多楼房,姚明进去都差不多要弯腰。但毕竟是老房子,加上原来的“房东”在机构改革中属于撤销之列,那轮机关改革也像现在一样,折腾了好几年,那房子也就没有人会考虑维修。我是在省局谈话后的第5天来到机关的。在这所尚未挂牌的机关里,我看到了破败和凄凉,一下子便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不仅仅是来从事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我们还是来创业的。我是在上岗的前一天正式离开我任职的医院的。职工们含着热泪希望我留下。在宣布我调任他职的医院中层干部会议上,一片欷歔,我也是大动了感情,居然语不成句,挥泪而别。在这座有着些许苍凉的楼房里,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药监十年。
班子明确以后,就立即着手具体的组建工作。除了我们4位领导之外,我们的队伍有十几人。其中化工医药局撤销分流时留下十多人,我们卫生局药政处的4位在职和一位退休留用共5名同志随我一同来到药监局。建局之初,那种艰难,至今想来,都会让我们这些当时的参与者潸然泪下。两位局领导合用一个办公室到也罢了,关键是办公条件和设施的简陋。全局只有会议室有两台上了年纪勉强还能运转的空调机,车辆就是市里很“大方”的给我们留下的一辆快“退休”的奥迪。在我们的8楼,有一个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开会的会议室,可是却没有一张像样的会议桌,那会议室里摆放的都是吃饭用的小圆桌。由于太穷了,卫生局将药政处几位同志的办公桌椅作为“陪嫁”,我们都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班子组建一个多月后的7月18日,我们的机构正式揭牌。仪式是在机关附近的一家星级酒店进行的。前来参加揭牌仪式的省局领导也就是那位从我们市里上去的副局长,了解到我们的窘境,就给我们市卫生局的领导联系,让来参加仪式的各家医院都要包一个不要太小的“红包”,以支持我们度过难关。这件事,至今想来都觉得很惭愧,但在建局之初那种上下两不靠的特殊时期,这种“违规”的做法到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困难。以至于后来我们走出困境后,无论举行什么庆典活动,都再也不要人家掏一分钱!
经过一个多月全局同志的收拾整理,到正式挂牌时机关的破败之象已大有改观,似乎拂去了许多“尘埃”,尽管还显得有些寒酸,但形象还不错。更重要的是,大家对这种寒酸似乎并不是太在意,精神状态都很好。办公环境的好差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还是要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和在任何岗位上都能表现出的那种优秀的品质,这一切,比什么都重要啊!
我与药监这十年--(3) 培训
昨天临下班,经过局办公室,无意中看到一叠有些泛黄的试卷,由于经历了整整一个年代,有的试卷答题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也不知办公室的同志从哪个旮旯里翻出来的。睹物思旧事,便生出许多的感慨来。建局之初我们机关大培训活动的点点滴滴骤然间浮现眼前。 机关正式揭牌之后,局领导班子研究,首先在机关进行大培训活动。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机关作风建设方面的培训。我们请了市里纪委及市级机关工委的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相关的专题讲座,同时看了一些警示教育片。进行这样的教育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十年过去了,我们机关的同志一个个“安然无恙”,与当初的严格的教育培训还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提出了建设机关实事求是、爱岗奉献、廉洁高效的三个作风,还提出了塑造机关三个形象的要求。我在试卷的答题中寻到了当初提出的三个形象的具体内容,即依法治药、科学监督、监帮结合、促进发展的系统形象;求实创新、纪律严明、勤政高效、服务热情的机关形象;忠于职守、清正廉明、公平公正、风纪严谨的人员形象。 第二阶段的培训内容主要就是业务方面的培训,对我们来说,就是“药品管理法”的培训。开班的时候,我们先请省局的一位处长给我们作了半天“药品管理法”的概述讲座,接着的培训活动就是我们自己进行了。局党组明确由我来承担授课任务。尽管我不是学药出身,但我毕竟多年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上大学前也做个民办教师,对讲课自己还是有一些兴趣的。我找来两本参考书籍,一本是言实出版社的“药品管理法释义与指南”,主编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扈纪华和张桂龙。还有一本是法制出版社的“药品管理法学习辅导”,主编两人,一人已于四年前离开这个世界,许多人说药监系统成也其人、败也其人,还有一位是当时国务院法制办的副主任徐玉麟。打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将这本书找出来,看了一下撰稿人员名单,有一位如今还在担任着国家局的领导,并且分管药品业务管理工作。 说实在的,当时新法刚刚颁布,法律条款我也是一点都不熟悉,我就边学边讲。106条的内容,我们是逐字逐句的学习理解的。在那个炎热的季节里,当时机关的全体人员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学法。为了上好每堂课,我总是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准备讲课内容,并且写好课件材料。早上赶到机关后,请打字员将课件内容打印在幻灯胶片上,讲课时,用借来的简易幻灯投影仪把胶片上的内容一张一张的投射到白色的墙面上。机关的每一位同志学习都很认真,无论是过去从事过药品管理的,还是第一次接触药品管理概念的,都象小学生一样的聚精会神的听课。几位机关的驾驶员,有的文化基础不太高,也从来没有从事过管理工作,但他们同样的认真听课,不舍须臾。在培训结束考试时,我是唯一的免考者。从局长到驾驶员,每人一张试卷,独立答题,我则独自担当“考官”重任。什么假劣药品的概念,什么4个P,什么特殊药品的管理,什么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必经程序,等等,等等,在我们的试卷中都考到了。考试成绩最高的99.5分,最低的六十多分,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我也因为这次培训活动而获得“法师”之称号。后来的这些年,我作了数不清的法律辅导讲座,但我总是难以忘怀十年前那个盛夏的一个星期的机关培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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