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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这里从外观看和普通的办公室没有什么差异，走廊里闻不到消毒水的味道，房间里也没有满脸愁容的病人和噪杂的人声，只有几间实验室，几个高大的文件柜和几个正在电脑前整理文件的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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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引进成熟的产业式标准操作流程并将其本土化，从而改进本院临床试验实施情况，提高临床试验的质量。”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许重远教授如是回忆，他同时也是丹麦/香港CCBR临床研究合作中心常务副主任。
2011年初，由香港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心(HongKong Center of Clinical and Basic Research)发起，丹麦总部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共同签约成立了丹麦/香港CCBR—南方医院药物临床研究合作中心。中心就设置在南方医院内，有专门的场地、研究人员以及运营管理系统。
业内人士点评认为，与其他药物临床试验中心相比，这一合作中心遵循国际临床研究规范，又符合国内相关资质要求与规范，在导入国际或境外临床研究项目的同时，利用国内的临床资源优势，组织并实施项目。: A5 _% i7 g2 \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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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主任、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兼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主任 许重远 |
6 p, c, f5 _! |& w) d l! c洋为中用 “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CCBR临床研究合作中心、临床药理学杂志编辑部、随访与统计中心、每月固定的伦理委员会会议、项目现场核查以及外部交流活动……”许重远笑着解释，由于工作安排需要，他一天之内往往得在中心多个不同单元轮转。
当然，许重远最忙碌的时候还得算是Ⅰ期临床试验启动的时候。据介绍，近5年来该中心已承担临床试验近212项，国内临床试验166项(其中组长单位项目25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6项(其中全球PI项目8项)。发表临床试验相关论文180余篇，其中SCI收录37篇，有6篇论文影响因子(IF)高达10分以上。
而业内人士更为关注的是，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引入体制外力量，开展国际合作的大胆动作。“国内外药物临床试验模式的不同，是促使医院考虑与国际化机构合作的初衷。”许重远回忆道，当时临床试验的从业者都期望深入了解国际化的药物临床试验是如何开展，期望学习到国际的先进管理理念，但苦于缺乏这种长时间的观摩机会。
恰在此时，香港临床与基础研究中心也在寻找大陆合作伙伴，许重远他们及时把握住这一机会。依据国内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规定，最终合作双方同意采用内化植入的方式，把合作中心内化为南方医院的临床试验单元，在医疗机构的框架中按国际先进的试验规范模式运作。
目前中心设有受试者接待处、等候区、用餐区、采血室、实验室、仪器检查室、顾问医生室、诊室、药房及档案室。记者走访时，也明显感觉到该中心环境布置氛围的不同。
对于许重远他们的做法，有专家点评认为其标准化、国际化的业务运作流程，使质量保证体系更科学严谨：一方面，在临床试验项目接洽与评估、伦理审查与审批、协调与推进以及结题审核等环节构建关键节点的管理链，从而提高效率，达到加大项目承接量的管理目的。另一方面则花心思在机构及项目研究小组的质控体系架构上，强化科室与研究小组的质量管理，指定质控员，修订质控制度与SOP。“其中，机构质控员负责对临床试验项目实施过程监控和结题稽查，并借助来自外部的项目核查。”许重远解释说。
相互融合 “真正运营起来，我们发现不但国内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需要与国际接轨，有意入驻大陆市场的外资机构也必须做好融入准备，以适应国内临床试验注册审批的要求。”许重远告诉记者，目前通过中心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受试者招募、筛选、随访以及物资与数据的集中管理。“我们期望试验中心如体检中心般完成大部分的常规工作，做到一站式服务，以便更好地集中筛选、管理和随访。”
据了解，目前中心接到的大多数项目还是由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协调，然后分解到具体研究科室开展，中心只参与立项评估及伦理审查，而后派质控员参与过程质量控制。
在许重远心目中，理想的中心应当是以临床科室为主、合作中心为辅的全院临床研究平台，能减轻临床研究医生的负担，同时保证临床研究质量。“但与不同科室的合作必然会产生沟通和配合的问题，为此必须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与各科室研究医生沟通并持续跟进研究进展。”许重远指出，还应该明确合作中心在医院临床研究中的角色、纠正部分过于依赖的情况等，需要磨合的地方还很多。
据了解，目前CCBR合作中心有3个国际多中心研究项目在进行，其中一个进入随访阶段，另两个尚在入组阶段。许重远指出，因为临床准入标准不同，国际多中心前期研究更为细致，信息化程度高，随访登记系统统一使用CCBR的BOOKING SYSTERM，发药是使用IVRS等全球随机化发药系统，采用中心化实验室进行实验室检查。此外，在受试者保障方面，国际通常采用第三方保险公司，但国内则较少买保险;同时国际多中心试验要求第三方进行高频率监察。“上述种种问题也导致了国际项目投入经费要较国内高。”
不过，许重远特别强调，尽管引入体制外合作方有助医院自身药物临床试验的完善，但也务必注意合作对象的实力和管理能力。“机构要藉此机会，建立自己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心，通过合作方派遣人才、导入项目等方式，渡过初创的艰难时期。”
>>>对话专家
中心管理模式为什么受推崇
根据2003年发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临床试验用药品由申办者准备和提供，其使用则由研究者负责，但是对具体管理模式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仅规定“试验用药品须有专人管理”。
据了解，目前国内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对试验药物的管理模式并不一致。由于临床试验的开展已分解到各专业科室，所以不少机构让各科室自行管理试验药物，让受试者直接在科室领取。但出于规范性考虑，试验药物中心管理模式开始受到推崇。日前，较早开始探索试验药物中心化模式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许重远教授就向记者详细剖析该模式的由来。
医药经济报：是什么原因让您考虑从专业科室分散管理向中心化管理模式转变?
许重远：在改变发药模式前，我院同样采取各科室自行管理模式，可是在监察质控过程中发现各科室管理试验药物的状况与质量参次不齐。部分科室药物管理员交由研究护士担任，日常繁重的基础护理工作往往使护士难以及时详细记录药品使用情况。若试验药物交由研究医生管理，则可能出现只作口头医嘱就发放给受试者的状况，造成处方或医嘱等原始资料缺失严重，将导致发放环节真实性的依据不足。
另外试验药物储存场地、设施也是让人担忧的因素，部分科室不具备控温控湿等保存条件，相关记录无法得到很好的控制和完成。而强制要求各研究科室补全设备又有一定难度——以南方医院为例，现有批准进行临床试验的专业有消化、肾病、血液、感染、肿瘤、心血管、内分泌、呼吸、中医肾病、中医风湿、中医脑血管、中医心血管、医学影像(诊断)、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普通外科、妇科、产科等22个，若需分别配置相应人员、则可能造成场地设施浪费。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为保证试验药物的规范管理和安全使用，我们就尝试在机构设立GCP中心药房，建立了临床试验药物的中心管理模式。
医药经济报：当时推动试验药物中心化管理有无遇到阻力?
许重远：困难自然是有的。一方面，需要说服各研究科室接受药物管理模式的改变，通过先“试点”的方式让各科室的临床研究者了解中心化管理的好处;另一方面则是试验药物中心化管理对中心的人力资源调配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除了安排专人对药品进行管理外，有时还得向各科室提供送药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目前我们的管理模式已相对固定——中心药房负责对全院临床试验药物的集中管理，只有少数特殊药物还实行科室基数管理，由科室药品管理员发放。
医药经济报：试验药物因未能确定其有效性，其运输、存储环节链条更为严格，一旦失误可能影响药物最终是否有效的判断。请问贵中心是如何确保临床试验药物的管理安全规范的?
许重远：临床试验用药品由申办者或CRO公司准备和提供，直接与医院清点交接，运输全过程都有温湿度控制记录。中心药房配置了带锁药柜和冰箱，并配置了后备电源以防断电或故障引发超温，保证试验药物存放的条件、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又按照GSP要求，安装了冷链监控系统并对温湿度进行实时监测，形成了一条温湿度曲线直接上传服务器。一旦遇到超温，监控系统将自动报警并短信提醒，以便管理人员即使排除故障。
医药经济报：试验药物发放的规范性同样可能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据悉，贵中心要求研究医生发放药物时需开具处方。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许重远：对于试验药物是否需处方的问题，GCP没有明确规定。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临床试验的要求理应遵循并高于日常医疗的要求，在药物管理上也应当尽量接近医生原有的工作习惯，因此我认为处方是有必要的。
表面上看，中心的试验药物处方与普通医疗处方相似，均采用电脑处方、医生打印签字、药房备药、患者凭处方拿药的流程。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医生是登录临床试验信息化平台，根据试验药物方案的用法用量开具专用处方，处方除常规的信息外还增加了项目名称、筛选编号、随机编号、随访时间等内容。受访者或被委托人到GCP中心药房取药，由药师核对处方后发放试验药物。从实际运作结果看，这一流程也有利于提高研究医生对试验方案的依从性。
>>>专家感言
许重远：现在是行业内众人思考的节点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自2003年发布以来，已十年有余。药物临床试验本身已有变化，为此，不少行业内专家学者呼吁国内的药物临床试验需尽快形成新版专家共识，制定符合国内真实情况的不同药物的临床试验指南，进而推动相关法规制定与出台。许重远就是积极呼吁者之一，他常撰文呼吁加快国内临床试验规范化发展。
目前，国内现行的GCP政策来源于发达国家通行标准ICH-GCP(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是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在内共同认可的药物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符合国际现在通行的标准，但在细节上还是有一定差别。
“中国采用‘严进宽出’，注重加强临床研究的批准权和管理权的集中控制，资格准入是中国实施GCP的一大特征，也是主管部门对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监督手段之一;而国外则是‘宽进严出’，侧重在研究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以及最后的‘市场准入’。”谈到国内外药物临床试验的差别，近距离接触CCBR三年多的许重远感慨良多。
在他看来，药物试验方案顶层设计的差距，是造成国内外药物临床试验差距的原因之一。“国内的药物试验方案多依赖CRO进行设计，而国外研究方案的设计者可能涵盖医学、统计学、药学专家甚至交叉学科的专家，其顶层设计不只是为了满足达标线，而是从整个药物体系来进行考虑。”
接触越多，许重远越深切体会中外临床研究的差距。“临床研究可以使病人最直接受益，但目前国内许多医生仍倾向基础研究。”他分析认为，限制因素之一是许多机构未能形成规范的临床数据收集，没能及时随访;另一限制因素则是没有标准化的规范操作。“当然，情况已有许多改观，也出现了中国医生领衔的国际多中心研究。”
许重远坦言，现在已到需要发动行业内的众人思考问题的节点。“单靠每年一两次年会是不够的，需要圈内的人更广泛的讨论。”他表示，现在自媒体调动的线上讨论很有价值，研究一线人员的广泛参与有助于行业标准的提升。
“假如一个领域在快速发展，那么投身该领域的人也将获得快速提升，药物临床试验就是这么一个领域。”许重远笑着说，跟随药物临床试验这一领域共同进步，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就是药学专业出身的他小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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