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08-15 来源：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8月15日讯，下图为大智慧医药组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开信息整理的8月14日重要新药受理信息，按注册类型排序，供参考。
VIVUS的Qsymia（通用名：芬特明托吡酯缓释胶囊）在国内的临床试验进口注册此前被通知补充材料，第二次申报于今年6月中旬受理，预计年内难以获批。
去年7月，泰格医药与VIVUS签署了意向性协议及第一期工作订单，为VIVUS的Qsymia临床试验提供CRO服务。泰格医药主营临床CRO，与VIVUS的合作是公司潜在大订单之一，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然而Qsymia至今尚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导致该合作后续订单无法签署。
CFDA网站显示，泰格医药已先后两次申报芬特明托吡酯缓释胶囊临床试验的进口注册。第一次为去年8月申报，已于今年7月10日完成制证。第二次申报时间为今年6月20日，刚刚进入在审评阶段。上述公司人士指出，第一次申报后CFDA要求公司补充资料，预计从CFDA受理到获批需要8个月时间。“6月中旬才受理的，年内应该是批不出来了。”
她还表示，由于公司与VIVUS公司已签署意向性协议，待药品获批临床后公司仍将是Qsymia临床试验的CRO服务提供商。但她也指出，不排除VIVUS公司因国内审评进度过慢而减少国内临床数量、甚至取消在中国开展临床的风险。
中信建投研报显示，VIVUS该品种在中国大约做 3600 个病人，全球做 16000 个病人。考虑“客单价”，该品种中国区的研发费用大约占全球的10-20%，而 VIVUS 预计该品种总研发费用投 1.5-2.5 亿美元。2013年，泰格医药实现营业收入3.37亿人民币。
关于芬特明-缓释托吡酯
2012年7月17日，美国FDA批准Qsymia（phentermine加extended-release topiramate，芬特明-缓释托吡酯）作为低热量饮食和体育锻炼附加措施用于肥胖患者长期体重控制。
该药适用于身体质量指数（BMI）30或以上；或BMI 超过27，至少有一种体重相关病症，如高血压、II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脂异常）的成人。
BMI基于体重和身高衡量一个人的体内脂肪，用以定义肥胖和超重类别。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一成年人属于肥胖。
肥胖威胁患者的整体利益，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FDA药物评价和研究中心主任Janet Woodcock博士指出：“Qsymia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减少热量的饮食和运动，是肥胖或超重并至少有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患者长期治疗的新选择。”
Qsymia是FDA批准两种药物，即芬特明和托吡酯的缓释配方组合。芬特明适用于超重或肥胖成人短期治疗，结合锻炼和减少热量饮食。托吡酯原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癫痫发作和预防偏头痛。
Qsymia不得在怀孕期间使用，因为它可能会危害胎儿。数据显示，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暴露于Qsymia的成分之一托吡酯，唇颚裂（唇裂或腭裂）的风险增加。有生殖能力的女性在启动Qsymia治疗前和用药期间每月作怀孕测试，并坚持采取避孕措施。
多西环素是一种适用于多种感染的四环类抗生素，包括严重痤疮辅助治疗。该药为薄膜包衣片，圆型75毫克片剂和椭圆形150毫克分隔片，应用最新制造技术使片剂尺寸缩小以易于吞咽。
“其他领域的靶向仿制药若能通过低价策略大幅扩张市场份额，且生产成本允许，可采用与正大天晴类似的定价策略”
降低尝试成本
事实上，达沙替尼首仿药的定价真的低至原研药的1/8吗？不是。正大天晴达沙替尼50mg规格定价为70元/片、20mg定价35元/片，原研厂家百时美施贵宝50mg的价格526元/片、20mg的价格260元/片。从单片定价来看，确实价差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靶向药物在中国普遍采取PAP（patient assistant program）方式减轻病人负担，辉瑞治疗胃肠间质瘤（GIST）和晚期肾细胞癌的药物索坦（sutent）买2个月送终生用药；罗氏的转移性结直肠癌用药安维汀（avastin）买6个月送终生用药；默沙东的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药物爱必妥买3个月送3个月用药，再买3个月送终生用药等等。具体而言，购买原研产品施达赛（达沙替尼片）的患者可以享受买3个月送9个月的慈善项目，当然，前提是符合慈善协会与BMS公司制定的相关流程，比如证明是低收入人群，用药3个月后提出申请，有固定的注册医生以及领取赠药的地点等等。
虽然这些项目是给予低收入人群的捐赠，但实际上临床长期使用施达赛的病人90%以上都享受慈善捐赠项目。某种程度而言，原研公司已经把慈善捐赠当作体面的降价。这远远比降价来得高明，毕竟定价低了就很难提价，而慈善捐赠项目是可以改变的，万一产品需要降价，原研产品还可以通过改变捐赠方案来维持营业收入。
按照中国市场的人均可支付能力，能够轻松承担高价药的人群还比较少。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医保来报销诸多的靶向药物费用，在中国新医改保障广覆盖和基础用药的时代背景下，靶向药物进入医保目录还需要一定的机遇和时间。
但若认为仿制药价格是原研药的1/2也不妥当。在这里，笔者要提一个概念――尝试成本，患者在药物决策游移不决时，需要一个尝试成本，效果不如预期，则停止用药。如果以3个月为尝试成本时间，仿制药价格确实为原研药的1/8。但若以半年为尝试期呢？仿制药的成本约为原研药的1/4。从这个角度来看，仿制药的低价是真实存在的，且会大大影响医生和患者的用药决策。
对施达赛影响不大
正大天晴将其达沙替尼仿制药的价格定位在一个医生和患者无法忽视且无法拒绝的点上，可谓一记狠招。那么，这样的策略真的有效吗？必须承认，低价策略非常有效，医生基本都会尝试使用正大天晴的首仿产品，至于产品会用于多少病人，就需要市场给出答案了。
正大天晴能保证这一首仿产品的销量和利润吗？中国每年新发白血病患者约有5000人，患病数约5万，适用靶向药物的患者达70%以上。如果不考虑支付能力，市场确实很大，低价策略能极大地吸引无法一次支付原研药前3个月用药成本的患者。
就制造成本而言，靶向药物的生产成本从来就不是问题，而研发成本已经产生且无法收回。同时，首仿低价会让后续仿制产品更为低价。《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次仿药价格只能为首仿药的90%，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后上市的达沙替尼仿制药利润必然低于正大天晴。这就意味着，在市场营销竞争层面，正大天晴有能力和资金投入更多资源。
同时，正大天晴通过这个产品的上市赚足了眼球，为自己打造了高端领域肿瘤药制造商的概念，可为未来的营销及资本市场的获利带来一定的正面效应。
其他领域的靶向仿制药能不能借鉴类似的定价策略呢？笔者认为，这决定于具体治疗领域的竞争环境：在该领域的治疗决策中，价格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因素？企业能不能通过低价策略大幅扩张市场份额占领市场？如果可以，且生产成本允许，采用此策略也未尝不可。
正大天晴仿制药会对施达赛造成较大影响吗？笔者认为，影响不大。仔细剖析中国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下简称“慢粒”）市场，达沙替尼面对的不仅仅是分子式内部（仿制药）竞争。在慢粒市场，该类药物的一代分子式是伊马替尼，原研药是诺华的格列卫，仿制药也已上市，主要作为一线用药。二代有2个分子，分别是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也就是说，正大天晴的达沙替尼上市，不一定只针对原研的施达赛，也考虑了二代的尼洛替尼，该产品目前尚无仿制药，原研产品为诺华的达希纳，正大天晴达沙替尼定价约为尼洛替尼考虑慈善捐赠后的60%。
简而言之，国产靶向药物的定价策略要做全面考量，而不仅仅是注重与原研药零售价的价格差。透过现状看到内部的动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决策。
英国的突破乳腺癌（Breakthrough Breast Cancer）慈善机构和英国国家临床规范研究院（NICE）都对罗氏的抗乳腺癌新药Kadcyla（曲妥珠单抗-emtansine共轭药物）的价格表示不满。
8月8日，NICE拒绝Kadcyla用于一线治疗无效的晚期乳腺癌患者。Ⅲ期临床研究表明，与“GSK的 Tyverb (lapatinib)+罗氏的 Xeloda (capecitabine)”组合用药相比，Kadcyla可降低疾病恶化和死亡风险。这项名为EMILIA的试验表明，Kadcyla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30.9个月和9.6个月，联合治疗组的相应数字分别为25.1个月和6.4个月。
尽管上述生存数据让人印象深刻，但NICE称，该药将使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为每位患者支付超过9万英磅。每年，英国约有1500名妇女受益于Kadcyla，这可能让NHS的药物总成本达到1.35亿英镑，使该药成为英国NHS体系中最昂贵的抗癌药。目前，占据NHS支付排行榜首位的药物是罗氏的赫赛汀，每年约为1.1亿英镑。
具体定价未公开
在英国，Kadcyla目前可通过政府的癌症药物基金（Cancer Drugs Fund）机构获得，该基金每年为NHS注入2亿英镑用于NICE不推荐的抗癌新药。NICE在声明中表示，由于罗氏提供的患者用药援助方案不能满足NICE在今年4月出台的指导意见草案要求，为了确保NHS系统治疗的可持续性，不予推荐Kadcyla。
罗氏在致Pharmafile的声明中表示，NICE的决定可视为最近谈判的《药品价格调控方案》（ Pharmaceutical Pricing Regulation Scheme，PPRS）的“完败”，“NICE降低了对PPRS的成本保证因素考量，这意味着药费不能超支，排除了NHS额外的成本负担。”按照成本担保要求，制药公司要偿还每一季度超过回报率上限的费用，今年一季度，英国制药公司已为此向英政府偿还总计7400万英镑。
NICE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狄龙（Andrew Dillon）似乎预见到了罗氏的反应，他在发言中指出，罗氏公司错误地对PPRS产生预期，以为NICE会无视药企定价。事实上，Kadcyla还经过“寿命终结标准”政策评估，该评估通常有利于高价药通过审批，但结果显示该药不具有足够的成本效益。
突破乳腺癌慈善机构高级政策官员莎莉・格林布鲁克（Sally Greenbrook）在与Pharmafile交流时，对 NICE做出回应，称罗氏必须重新思考Kadcyla的价格。在被问及Kadcyla的定价是否过高时，她表示，对于紧张预算下运行的NHS而言，9万英镑确实太贵了。“但未进入NHS目录，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利。”
在被问及“罗氏如何制定这一价格”时，她感叹，NICE、卫生部和制药公司之间缺乏沟通，建议罗氏再回到NICE的谈判桌上，为患者提供NHS负担得起的优惠方案，毕竟研发投入巨大，新药束之高阁委实可惜。
对此，罗氏在致Pharmafile的声明中表示，将就NICE拒绝Kadcyla提起上诉。罗氏英国公司总经理杰森・达拉斯（Jayson Dallas）博士在一份措辞强烈的书面声明中表示：“NICE的评估系统‘坏掉’了，尤其是在涉及晚期癌症治疗时需要彻底改造。尽管罗氏提供了优惠折扣（将不公开细节），但NICE并未表现出任何灵活性。”据称，要达到NICE的成本效益门槛，Kadcyla要提供60%的折扣，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接受这一条件。
谈判打破僵局
目前，只有英格兰的患者可以通过CDF获得Kadcyla（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患者无法获得），该基金运行至2016年终止，没有任何延期承诺。慈善机构迫切需要一个长期解决方案。罗氏告诉Pharmafile，自今年2月在英国获得上市许可，至6月，CDF总计收到的Kadcyla用药申请达362人份， 如果这些药物以目前的价位支付，就意味着CDF已经支付了3250万英镑，占全年基金2亿英镑的一大块。
NICE董事长大卫・哈斯拉姆（David Haslam）教授最近接受Pharmafile采访时坚持，这一否决“绝对有必要”。如果监管部门能掌握药价高昂的真实原因，就能对定价方式产生影响。让他困惑的是，一旦NICE说“不”，制药公司就站出来争辩。而媒体总是对“NICE拒绝某药”做文章，而非高价这一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增加定价透明度，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相应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公开的临床试验数据。事实上，从2000年3月到今年2月，NICE评估抗癌药更多的时候是同意推荐，这一比率高达58％。”
罗氏并未解释药费高达9万英镑的原因，也未公布定价细节，它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没有提及Kadcyla的价格，第一个获得援助的病人的优惠信息也未公开，但折扣不太可能在60%大关附近。
在Pharmafile最近的另一次采访中，施贵宝英国和爱尔兰公司新任总经理约翰娜・梅士（Johanna Mercier）称，公司正设法克服僵局， 与NICE紧密合作，提供折扣。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旗下的突破性免疫肿瘤药物Yervoy（易普利姆玛）获NICE推荐为一线治疗药。起初，NICE拒绝推荐这一标价高达8万英镑的新药，与罗氏当前的情况类似，但NICE在6月公布了Yervoy作为一线药物的最终指导建议。
梅士称，施贵宝在与NICE合作后，获得了这一积极推荐。鉴于其总生存率数据，监管机构也希望该药能进入NHS目录，在通过患者援助计划降低价格，符合NICE的成本效益阈值后，监管机构也更乐于推荐。
她认为NICE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需改革，比如英国的市场准入不能固定为单一的合作形式，罗氏公司和英国制药公司游说团体ABPI也持同一观点。格林布鲁克认为，当前的NICE没有为超高价的抗癌新药设立空间，但医药行业的定价也应更为灵活，希望NICE、制药行业和卫生部能共同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通过谈判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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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瑞沙不具成本效益被拒
作者/Arlene Weintraub 编译/高兴华 来源/FiercePharma
NICE首席执行官 Andrew Dillon |
4年前，NICE曾推荐阿斯利康的易瑞沙（Iressa，吉非替尼片）用于前期治疗失败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如今NICE撤销上述推荐，转为推荐某些二线病人使用其竞品罗氏的特罗凯（Tarceva，埃罗替尼）。
易瑞沙和特罗凯都能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EGFR-TK）进而抑制肿瘤突变，而NICE也曾将它们列为治疗突变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用药。但NICE表示，基于医生提议更新了建议，医生曾向某独立顾问委员会提出，接受EGFR-TK抑制剂治疗的病人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一旦复发，这些药物效果不再明显。NICE建议，恶性肿瘤患者在确认其EGFR-TK突变状态前，仍可使用特罗凯治疗。
NICE首席执行官Andrew Dillo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NICE正对这两种药物进行审查，提供新的成本效益证据。2010年，阿斯利康在同意将易瑞沙以12200英镑（当时约17560美元）的价格供应给NHS后，才艰难获得了NICE推荐。
即使是特罗凯，英国监管机构把关也非常严格。今年早些时候，NICE表示将考虑撤销对特罗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的建议，4月又收回了这一建议。在最近的指导建议中，NICE提出，除非罗氏能以之前商定的折扣价供药，NICE才继续推荐其临床使用。
当前，阿斯利康把希望寄托在一揽子新免疫疗法新药，以降低对易瑞沙这类老药的依赖。该公司在7月下旬发布的季报中表示，将很快开展针对头颈部癌症的抗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MEDI4736的Ⅲ期临床试验，以及一个针对非小细胞肺癌免疫疗法的研究。阿斯利康表示，已经与Incyte、Advaxis和Kyowa Hakko Kirin公司达成协议，合作开发免疫肿瘤学组合疗法产品。这些都是阿斯利康CEO Pascal Soriot于2023年将公司销售额提高75%（达到450亿美元）承诺计划的一部分。
易瑞沙的患者援助计划助其通过NICE评估。 （图片来源：Pharmafile） |
记者手记>>>
NICE的天平
我一直在写关于NICE 拒绝某药，制药公司的反应，至今已近5年，但这个最新的分歧似乎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双方辩论高度公开，措辞强硬。公众的药价辩论使问题日趋白热化，这一做法来自美国，这个自由市场也开始质疑许多新的天价抗癌药。
在今年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 癌症大会上，价格就是首要议题，甚至高于新的肿瘤学产品这一话题。一些美国肿瘤学家告诉与会代表，他们要努力降低成本。美国保险公司的支付目录也逐渐增加对高价药的覆盖，不只是癌症，还包括其他治疗领域，如丙型肝炎。
辩论到了紧要关头，囊中羞涩的政府和勒紧裤腰带的保险公司迅速把焦点转向制药公司，以及它们如何给药物定价这一话题上。
需要指出的是，罗氏不完全是为了钱。今年上半年，该公司销售额为229亿瑞士法郎（合150亿英镑），利润94亿瑞士法郎，同比增长7%。同期，Kadcyla也带来了2.77亿瑞士法郎的收入，同比增长188％，有望成为“重磅炸弹”，支撑住即将到来的赫赛汀仿制药竞争。去年，罗氏在研发上的投入达87亿瑞士法郎，按其账面销售额468亿瑞士法郎计算，约占总收入的1/5，但这肯定是收获丰厚的投资。
就英国而言，新的《药品价格调控方案》（PPRS） 交易对药物做了预算。它的市场预测值来自卫生部和英国医药工业协会（ABPI）“承销”的120亿英镑专利药品账单，当费用增长超过约定限额时，制药企业每季度给予返还，以保证2014年费用收支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承诺成为一张空白支票，我同意安德鲁的观点，罗氏对这一方案存在误解。
NICE 目前正在进行协商，可以看出其卫生技术评估政策的改变，有可能让更多药物进入NHS体系，虽然ABPI告诉Pharmafile，英国政府未作改革，不可能有更多药物进入NHS目录。定价争论不会停止，只会成为更公开、更严肃的话题。(Ben Adams)
“赫赛汀”一类功效突出的“大牌”进口生物药，常让人“既爱又恨”。其用于治疗乳腺癌等重病药效显着，使用者不会出现常规化疗所见的心烦、呕吐等不良反应，但治疗费用惊人，一支440mg制剂售价就高达23000元。
跟随者迎来“逆袭”良机
和“山寨”商品不同，经过批准的仿制药品合理合法。
由于其有利于降低昂贵的专利药品费用和节省医疗保险开支，关系到社会福利，因此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支持。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补偿法案》，正式开启仿制药时代。该法案巧妙地平衡了仿制药和创新药关系，既鼓励了仿制药发展，又延长了专利保护期，为新药的研发提供足够的动力。目前，创新药专利的保护期限通常为申请专利之日起的20年。
我国历来是仿制药使用大国，在近千亿美元的医药市场上，仿制药比例超过90%，但在仿制药生产方面却陷入高重复“劣质模仿”的窘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新申报的仿制及改剂型中，已有批准文号20个以上的药品为1039个，占比高达42.8%，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和过度竞争。
不过，随着化学仿制药于2013年从专利过期高峰滑落谷底，新一轮重磅生物药专利过期潮来临，“白热化”的竞争可能缓解。不少专家希望，高水平的生物药仿制能让我国仿制药行业现状有所改观，使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找到差异化生存道路。
生物仿制药常被比喻为高科技行业的皇冠，相比于化学仿制药，有技术壁垒高和投资门槛高两大特点。其研究时间长，且需要更加严格的分析测试来证明其与参照产品有相似的分子结构，还需要更长期的临床试验证明其与参照产品有相似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而研究费用高达上亿美元。
除此以外，仿制企业还要随时留意外部动向，一不小心可能会因技术把关不严或者申请时机不当而“踩雷”。去年，罗氏制药就在印度市场上对迈兰与百康共同开发的乳腺癌药物提起诉讼，新德里高等法院最终裁定，禁止两家公司在推广仿制药时参照赫赛汀的生产工艺及销售流程。
仿制不易，但高利润空间仍然引来各方竞争者磨刀霍霍。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受理了国药一致关于“赫赛汀”仿制药的临床项目，意味着该仿制药的国内竞争升级。在此之前，复星医药、中信国健等均在该药申报上捷足先登，一场“后赫赛汀”战争即将打响。
加入跨国公司业务流程再造
“赫赛汀”的争夺战只是生物制药后专利时代的一个缩影。根据国际医药行业调研机构AMR的最新数据，在未来4年内，有10个具有影响力的生物药将失去专利保护，它们的销售额总计为600亿美元。
重磅药专利权逐渐到期、创新药研发成本不断提高、医疗改革压低价格，跨国制药公司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
强生、拜耳、罗氏、辉瑞等跨国制药巨头不得不调整原先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让业务回归核心。一方面，在专利到期之前，通过主动向合作公司授权仿制药来抵制普通仿制药竞争，继续分享市场收成；同时，逐步将创新药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业务环节进行专业分解，并外包部分项目。
亚洲市场拥有相对廉价的要素价格和庞大的市场空间，印度、中国等市场的相关机构往往成为他们青睐的合作伙伴。
印度药企无疑是新兴仿制药市场上的大明星，2000年以前，主要从事低廉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生产，出口国家也以俄罗斯、非洲等非规范市场为主。而就在2005年与国际专利制度接轨前后，当地大型药企迅速完成了转型与蜕变。现在看来，印度药企当时许多做法都很有远见，比如加大研发投入，重金布局生物医药，逐步积累了原研药开发优势。又比如，其主动寻求跨国并购机会，不断整合资源，并借此成功打入了美国、德国、英国等成熟的规范市场。去年，印度药品出口总额在130亿美元至140亿美元之间，成为美国仿制药进口的第二大来源。
“我国医药企业也正面临难得一遇的战略机遇，积极与跨国巨头开展合作，抓紧学习相关技术、业务和资本运作经验，有利于提升未来的发展空间。”神农私募医药的王卓玮常年观察医药行业，在他看来，不断调整国际化道路是印度制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值得我国药企借鉴。
我国制药企业当下又该如何参与世界市场？申银万国[微博]行业分析师罗佳荣总结了几个“招法”。从产品端出发，未来企业可以选择加入跨国企业全球生产链或者获取海外市场规范认证，以制剂等形式形成高附加值出口；业务端的开发则可以通过并购海外企业或者被并购来完成；在技术领域，项目合作可以加速获得最新研发技术，当然，掌握专利技术的企业也可以对外授权拓展业务；资本方面，企业海外上市可以便利地获得所需的资本服务。
据了解，国内一些先发企业近期已经有所行动。
比如，海正药业与辉瑞公司组建了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是中美两国在制药领域合作的一次重要尝试。今年5月，合资公司的富阳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致力于两公司旗下的仿制药品生产。公布的合作方案很有看点，辉瑞和海正将分别注入7个和70余个旗下产品，合资公司负责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包括辉瑞畅销药万艾可在专利到期后的代销，另外，其中有20个左右的产品需要由海正辉瑞继续完成注册上市。
“合资公司搭建了一个好平台，借助新上产品线，海正完成从低端原料药企业向制剂企业转型没有难度。下一步，如何利用好辉瑞强大的营销网络打开国际市场是关键。”王卓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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